研究展览后记，或写在展览之前

2018年年末，我从里昂毕业后回到北京，在位于顺义的家旁边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回迁房作为临时的工作室。享受着周边房子最廉价的租金，也自然要为其付出代价。除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与便利店以外，你甚至没有邻居；只有几位手快的房东，抢先装修好了房间，我的这间便是其中之一。清楚地记得搬进去那天带了两箱东西，一箱是画材，另一箱是活性炭包。但那时感觉依旧是温暖的，至少结束了每天打卡的学生生涯，拥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这些种种复杂都汇成一句话：欢迎回国。

在一室一厅中工作了两个月后，开始感觉到很强烈的虚无感。生活大不像在法国生活时期那样，遍地是游行，充耳是观点的交锋，自己之前所关心的那个“现实社会”在回国的这两个月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每天去工作室的路上几乎碰不到一个人，自然也不说一句话，突然感觉哪怕明天在家独自默默死去，哪怕你先前的理想、主张戛然而止，也没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这本就是构建在虚无之上的虚妄的空想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丢失了所谓“现实的基底”。而这，确实是很幻灭的。直到很后来的时间，我才明白，当时我并不是丢失，而只是在法国时期那个“现实的基底”，像我的签证一样，随着我的回国也一并被收回了。

次年年初，我为媒体写作了一篇总结性文章《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》，串联了当时散落在世界各处的社会事件：黄马甲运动、美法英联军对大马士革的轰炸、第十届欧洲宣言展……等等；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欣喜若狂，觉得那个“世界”又重新回来了。写作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东西，那怕是在这个一室一厅中，也能通过文字与信息重新与世界相连，但注定，这种写作所提出的结构与我此刻真实的生活相去甚远，与“世界”也很快再度“失联”了。但在文章《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》的最后一句话中，我写到“热切渴望”，或许这点直到今天还是未变的。“渴望”什么呢？容我卖个关子，就像这次的展览题目一样。这个实现渴望的过程将会是一场“晦涩的历险”。

2019年年末，回国一年有余，渐渐熟悉了国内识别与探讨政治历史的体感，正值建国七十周年，但这场辐射全国、渗透在日常生活每处细节的“盛典”在当代艺术界却鲜有人提起，也没有展览或文字对此做出回应。我在想，是不是继我与世界分裂之后，我们的社会现场内部也面临着某种分裂？于是，冒着对早期新中国美术的浅尝辄止，我写了一篇《帝国遗产——论〈踱步：七十年的走过〉》，试图与这些经典的、甚至成为主流的历史进行一次重新对话。这一年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，就是在鲁明军策划的《没有航标的河流，1979》上，我用飘带字体制作的绘画“中国资本ChinaCapital”被与王广义的作品放在了同一面墙上，这不由得引发了我对于中国早期当代艺术的再度兴趣：我们与这段历史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关联？因为在此之前，当代艺术的F4是我们经验中所不再思考的，它是历史性、阶段性的。而后时间来到次年年初，在画廊展览《蒲英玮与中国资本》上，我试着重启“政治波普”的概念来阐述今天的现实结构。也是在这个展览上遇到了何炬星，作为那一代人的亲历者之一，自然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，也从政治波普聊到了“清理人文热情”这样在今天略显古早的词汇，这也让我对于那一辈人的认知从千禧年左右的市场奇迹往前推至了85新潮。随后，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展览：将这些历史性的作品重新拿出来，以一比一的比例，直接回应这段历史，并将今天的现实视为这段历史的“显形”。

在展览“晦涩历险”中，第一件作品《父亲草图，或视觉政治序言》描绘了罗中立1980年获得全国青年美展金奖的作品《父亲》的素描草图形态。罗中立与他的代表作《父亲》也是陪伴我大学四年的老校长与代表着川美的现实主义精神。彼时彼刻，我尚未认知到，农民、伟人像、圆珠笔……等等这几件事物的结合中所具有的划时代政治能量，直到我回国后再度辗转重庆，回看红岩遗产与那些革命叙事才意识到继伤痕美术程丛林《1968年某月某日·雪》、高小华《为什么》作品对于红卫兵武斗的直面批判到“乡土美术”以及之后的“生命流”，川美似乎沿袭了一条与现实处境极端吻合的贴地航行，这似乎不能单单用抽象的“绘画传统”去概括，在今天，我把这点理解为川美的“视觉政治”传统。

第二件作品《临摹潘玉良（黑人男子）》回应了我的第二段教学背景：在法国里昂美术学院的5年。里昂美术学院也曾是潘玉良的母校，并且位于里昂的中法学院也曾经资助过潘玉良在法国的学习，而我在2018年毕业的时候在中法学院完成了个人第一次法国展览，只不过时过境迁，此时的中法学院是在2014年习近平访法时又重新复兴起来的，在今天扮演着完全不一样的角色。而潘玉良本人的《黑人男子》这幅画是她在法国时期所描绘的“世界主义群像之一”，记得当时看到原画时被画面中充斥着的红色所震慑，而今天，我又以另一种方式去触碰着中非关系这一议题。但我相信，对于他者保持最大的善意与敬意，是我们不变的共识。我们都期待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，只不过，在政治正确与多元主义愈发兴盛的今天，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具有言说他者的权利。

而在剩下的作品中，所有的关系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一对应的预言式应验：吴山专的《三十二个错别字：第3/3次》由抽象的、对大字报的结构变为了一套可以真正应用的字库《帝国字体（红色与其之间的微妙差别）》；李山的两只鹅《每星期的七天六十七号》被具体化为“姓资姓社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情《统梦（情人）》；毛旭辉的剪刀（或阳具）《权利的词汇之一》被显形为全球化的差异与剥削《全球定位》；刘小东的《菜花蘑菇》被引喻为今天的大国与其附庸，在旁边的作品《星丛》中美两国相互晕染、国旗浸泡而成的红蓝色调浮现出隐隐的少数人种肖像……但正如观展期间周啸虎面对李山的作品所言：“你自己的政治化解读，恰不如金锋由性认同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释的性感。”我对此深以为然。毕竟面对这些处于历史节点的作品，就有如面对其背后深远的历史一样，一言难以穷尽，只取一瓢饮。这次展览，算是个开题。

热切渴望！

3月24日 北京